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本文使用2018-2020年在全国调研的贫困村案例，考察脱贫攻坚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研究发现，脱贫攻坚充分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形态，这种形态不是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利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而是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论文通过乡村产业发展中国家与农民经营的“对接”方式、驻村帮扶中国家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和乡风文明建设等案例对这种关系形态进行了描述。重视“家国一体”的一面，有利于在乡村振兴中保持和维护“家”的主体地位。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扶贫减贫的“战役”。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了绝对贫困。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在此基础上，2018年、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国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农村，社会各界积极广泛参与，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以及农民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及其作用不但能够为扶贫减贫和农村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两个不同的宏观现象，但同时又有着彼此衔接、一气贯通的社会机制，如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农民间的动员和协调机制。这些动员和协调机制能够承担起如此巨大的资源开发、流动和分配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其根基必然深入于中国深厚悠久的社会结构之中，其中国家与农民关系是我们理解脱贫攻坚的关键所在。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首先梳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渊源关系，并在文献讨论中检视由此导致的对中国现实经验分析的偏颇和不足之处。然后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维度，指出其中所含的家国关系特征。对于家国关系在现实中的表现，主要通过脱贫攻坚中的经验案例展开。产业发展中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维持、对内生动力不足以及病残鳏寡户的帮扶方式显示了“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对接”关系的两个不同侧面。在家的经济和伦理层面，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展现了高度的融合性，这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维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一系列改革，农村经济和社会面貌在政府主导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国家将脱贫攻坚作为一场全国动员的“战役”，体现了中国政府“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其本身就是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特点的体现。

中国的扶贫事业一直是政府主导，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对象。政府主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国家制定扶贫减贫战略，扶贫减贫的整体规划和具体措施都体现了国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扶贫减贫政策的实施主体也是各级政府组织，社会力量的参与只是起辅助作用。改革开放前期，重点是解决普遍贫困的问题，“在发展中消除贫困”是扶贫的主线，如何处理好开发式扶贫和保护式扶贫的关系是扶贫战略的主要内容（汪三贵、郭子豪，2015）。2010年以来，“精准扶贫”逐渐成为扶贫政策的主旋律，广东率先提出“双到”，即“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方针，这是发达地区所引领的进入扶贫新阶段的标志，同时也彰显了政府作为扶贫责任主体的地位。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发起的“脱贫攻坚战”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为主要内容，对2013年底的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进行贫困户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以农户收入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通过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逐级审核等步骤进行整户识别，建立了全国12.8万个贫困村和近1亿贫困人口的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包括这些贫困户的家庭、收入、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等情况，成为政府进行精准帮扶和管理的基本依据。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国家以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以“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为手段，以打攻坚战的动员方式完成了脱贫攻坚的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