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2)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指令，将扶贫最后阶段的任务比喻成一场战役。最后五年的攻坚战，其动员程度之高、覆盖层面之广、政策力度之大都是前所罕见的（周飞舟、谭明智，2020）。扶贫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到后期越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的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但是贫困人口的缩减幅度却越来越小，因为剩余的贫困人口是脱贫能力最差的群体。对于这些群体，常规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往往无能为力，无论是“输血”还是“造血”都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就脱贫攻坚战前期的开发式扶贫、整村推进等政策而言，这些脱贫“困难户”很难从中直接受益，而且还可能相对剥夺感加重，所以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依据中国国情，要全面摸清底层贫困状况、精准靶向施策、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只有依靠国家力量。中国发动脱贫攻坚战以前，国内经济形势正处于全面实施产业和技术升级、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动员大量的人力财力脱贫攻坚，仅依靠对经济发展形势和效率的判断是很难理解这样的战略决策的。我们需要跳出经济发展视角，将脱贫攻坚放到更为广阔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庶几能够对中国扶贫和农村发展的道路做出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

在社会学学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脱胎于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解。在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是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产生的历史现象，其最初的发展主要在城市。城市中的市民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乡村、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关系。这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与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浪潮相呼应，摧毁了作为封建社会遗存的地方权威，形成了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的社会结构（威廉斯，2005；张静，2001）。“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构成了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主流的理论范式，经典理论家大多将国家和社会视为对立统一的关系。在此后的理论发展中，有些理论家将国家视为多元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有些强调国家独立于不同利益群体的自主性，还有些将国家和社会关系视为互嵌的或互相渗透的，等等。但这个理论范式在演进过程中基本预设始终都没有脱离其形成时期所带有的时代特征：其一，无论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为何种互动模式，甚至将“国家”视为由地方性政权（local states）构成的主体，或者将“社会”视为复杂、多元的社会空间网络，这些模式本质上都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既冲突又合作的权力博弈模式，这构成其基本理论框架（Mann，1986；Remick，2004）。其二，价值和意识形态与这种关系互动模式是分离的。国家和社会场域内的利益群体是在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前提下的互动，而这种“最大化”是世俗社会的权力和利益，这是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政教分离的社会特征，即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两点基本预设显示出这个理论具有较强的利益和权力互动论色彩，在应用到其他文明和社会时虽然会使分析具有洞察力和穿透力，但也会由于不同的文明和社会特质而具有局限性。

中国社会学深受“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影响，其影响既有表面的，也有深层的。从表面来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直接努力就是在中国寻找“社会”的存在。比如将农村和城市的一些基层自治组织看成是与国家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社会”的雏形，或者将在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非政府组织看作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利益群体组织。这些从西方理论出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很快在现实中遇到了困难，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的这些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存在密切的依附关系（黄晓春，2015）。“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深层影响则表现在一些社会学研究比较发达的领域，如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上。

中国社会学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农民”和“国家”两个基本视角。以“农民”为基本视角的研究大多是将国家看作一个有自身利益的整体，出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对农民进行利用、支配和剥夺。在这种视角下，国家政权建设过程被看作从农村汲取税费的过程，城市工业化则被视为国家通过城市剥夺乡村的过程，这种汲取和剥夺的视角延续到税费改革、人口流动、征地拆迁的研究中，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农民在国家的支配和剥夺的情况下如何分化、组织和抗争的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发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方式，如“社会关联”“关系控制”等（贺雪峰、仝志辉，2002；邓燕华，2016）。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上访等社会抗争的研究领域，发现了诸如“依法抗争”、运用弱者身份、借机“搭车”等行动策略，并力图发现这些行动策略所体现的“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Li & O’Brien，1996；董海军，2008；Deng & Yang，2013）。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范式的影响下，这些发现一般被理解为农民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策略。行动主体与其说是农民，不如说是深谋远虑的工具理性人。这些理性人在抗争实践中发展出的行动模式与西方社会有所不同，但充其量只是在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时采取的行动策略不同。在社会抗争的研究领域，也有学者力图摆脱这种“利益冲突—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引入了极具本土社会色彩的“气”的概念。应星的分析跳出了理性行动者的基本预设，将田野中感受到的实践形态直接纳入了分析之中。他的分析强调“气”所包含的情感状态及其感染效用，并由此发展出如“血气”“气场”等概念（应星，2009），但并没有深入探究“气”所包含的价值和伦理层面的意涵，而这是分析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