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9)

这些数字显示出度柴村蜜瓜产业具有较强的“带贫性”。如我们上一节所讨论的，在像度柴村这样外出务工便利的村庄，若能够外出就能脱贫，但贫困户外出务工的能力较差。对于不能外出的农户，村里产业提供的这种零工、散工、短工机会越多，“带贫性”就越好。事实上，度柴村由蜜瓜这种“甜蜜的事业”所主导的良好产业生态也为攻克一些“内生动力不足”的贫困户提供了机会。

毛继发就是一个典型的“内生动力不足户”。他63岁，在村民眼里“懒”“怪”“抠”。年轻的时候因为老婆带儿子上街买了一根油条吃，他便把老婆打了一顿，老婆就此跑走跟了别人。唯一的儿子长大了之后便外出打工，一直不回家。他虽然有劳动能力，但是仅种地糊口，不打工挣钱也不花钱，家徒四壁，空空如也。据说他除了冬天外经常露宿在院子的柴堆里，吃饭胡乱填饱肚子，从不洗碗。他的特点是不和村民来往，不和人说话，有些村民就说他有“精神病”，是个“傻子”，这是很多村子里一些懒汉的标准“标签”。对于这样一个“顽固”的贫困户，县水利局的驻村工作队员张东丽给予了长期、细致的关怀和关心。尽管毛继发不理她、不和她说话，但她每隔两三天就去家里，除了带些吃的用的之外，就是里里外外打扫卫生，用张东丽的话说，“就像收拾自己家里一样”，自己在外面吃饭，总想着带一份去给毛继发。张东丽自己在村里包了四个瓜棚，主要目的就是找贫困户去瓜棚里打零工，其中毛继发是她的重点对象。起初毛继发不肯去，但张东丽日复一日地上门收拾屋子、主动和毛继发聊天这些举动终于促使他去张东丽的瓜棚里干活。当他从村里领到第一笔2000多元的务工费时，竟要直接交给张东丽，让她拿去用。这么“抠”的一个人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村里人都说，他是把张东丽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后来，毛继发又做了一件让全村人都震惊的事情。当时度柴村开展村民向村集体捐钱、捐物、捐劳力的“三捐”活动，会在村头立一块巨石，把捐钱村民的名字和捐钱数目刻在石头上。这件事没人通知过毛继发，但当天他竟然出现在现场，拿出两张一百元和两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捐了三百元。村民们对此啧啧称奇，想不通一个为了油条把老婆打跑的懒汉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调查的时候也去了毛继发家，虽然他仍然不怎么搭理人，但是家里整齐干净，据说现在都是自己打扫了，而且也和一些村民有了来往。

与毛继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瑞生，后者可以叫做“内生动力充足户”。2020年刘瑞生65岁，家里四世同堂，一共9口人。除了老伴外，他上有84岁老母亲，下有儿子、媳妇和四个不到10岁的孙子孙女。刘瑞生腿脚不便，母亲常年在床，儿子体弱多病不能干重活，老伴和儿媳都有精神疾病，所以整个家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劳力，主要依靠各种政策性收入勉强超过贫困线。但我们在对刘瑞生两口子的访谈中却感受到强劲的内生动力。刘瑞生赡养母亲已经30多年，他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给母亲好好养老送终。他老伴告诉我们，这个大家主要靠她和刘瑞生支撑，干各种杂活补贴家用，自称是最能干的“大机器”。要保护儿子媳妇“不受欺负”，要抚育四个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孩子们才是这个大家庭的希望。

我们对比这两个家庭，刘瑞生家的境况无疑更糟糕，但是在刘家却让人能感受到活力和希望。将老人养老送终、孩子养大成人是两口子的内生动力，但是面对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残的残的家，是脱贫政策真正激发了两口子的内生动力。相比之下，毛继发不但孑然一身，而且和村里人也没有来往，被人视为“精神病”。他唯一转变的契机来自于张东丽的关怀。这种关怀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为给钱给物，而是让毛继发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作为回报，他在心里把张东丽当成了女儿，所以才有那些举动和转变。他捐款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开始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刘瑞生和毛继发这两个贫困户相反相成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真正的内生动力不仅来自于个人脱贫致富的愿望，更来自于家庭。国家政策和驻村队员所触动和激发的正是农民对“家”的执着和向往。如果没有国家，这两个家庭都会沉沦；而如果农民心里没有“家”，则国家无法和这些农民发生真正的交流和交融，更说不上“激发”他们的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