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6)

在这个案例中，香菇产业是以脱贫攻坚为目的的政府工程，所以我们看到政府的投资公司负责资本投入。每个香菇大棚的建设费用为25-30万元，阜平县在全县建设了约4000个，总投入达10亿元以上。每个大棚租给农民每年只要3000元，占建棚成本的1%，可见政府并不以赚农民的钱为目的。不过由于全县大棚以棚区为单位租赁给四家大型的民营龙头公司经营，只要经营得法，政府的投资也会有一定的收益。龙头公司负责所谓“六统”，将产前产后的环节全都“包下”，通过这些过程来实现盈利。那么，为什么只有生产环节留给农民呢？

答案似乎是明显的：这是留给农民挣钱的部分。但是，就像我们在城市产业中看到的那样，这些龙头公司如果直接经营大棚，雇用农民来参加劳动，农民不就可以像外出打工一样获得务工工资吗？在扶贫实践中，由于贫困户的经营能力较差，工资是比经营盈利更为有力有效的脱贫手段，而且对于龙头公司而言，直接经营应该比租赁经营的利润更高。所以生产环节由农民分户经营，一定有另外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和劳动力有关。香菇种植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而且对劳动投入的需求有很强的时间波动性。香菇种植分为入棒脱袋、放氧、注水、疏蕾、浇水通风、摘菇、分拣卖菇、扔棒等八个环节，每个菌棒生五茬菇，每茬菇加上养菌间隔大概要一个多月。这中间大部分时间夫妻二人都可以承担，只有疏蕾和摘菇两个环节需要雇人。一家两人租1.5个大棚是标准配置，大概有3万个菌棒，每个菌棒上出6-7个菇，则疏蕾、摘菇的工作量大且时间紧迫，只靠家庭劳动力难以完成。我们在棚区的收购站看到，香菇收购按品定价，主要分为“白光面菇”“混装菇”“黑菇”“菜菇”“片菇”五级，最好的“白光面”收购价每斤5.5元，而最差的片菇收购价0.5元，相差10倍。片菇是指没有及时采摘、伞盖完全打开的香菇。可见，能否及时采摘是香菇种植的关键。古嘉村种大棚的村民人人都有头灯，据说摘菇的时候都是彻夜不睡，所以雇用劳动力疏蕾摘菇是必不可少的，直接关系到大棚的收入。更加重要的是，不但要及时雇到劳动力，而且必须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如果雇到的人偷懒或不认真，还不如不雇。

对于劳动力难题，农民的解决之道是依靠亲戚、邻里、熟人及其扩展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并不完全是一种市场雇佣关系，其要害在于背后支撑的伦理，用农民的话来说，叫作“帮忙”“不好意思”，“人情”在雇人和保证劳动质量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经营大棚的农民都有一个“电话本”，上面记载着自己的社会关系以及朋友介绍的劳动力，他们不断地用“素质”这种带有伦理色彩的标准相互“筛选”，解决了纯粹依靠经济雇佣关系难以解决的问题。很显然，龙头公司若直接经营则无法利用这样传统的社会资源，而且会遇到劳动力质量控制的难题。

河北白沟的一个箱包企业响应政府的脱贫号召，在古嘉村建了一个“扶贫车间”，就是把箱包生产的缝纫环节搬了过来，给村里的留守妇女一个在本地务工的机会。这个车间在刚搬来的前两年完全不能盈利，主要的困难就是劳动力管理。据经理介绍，这里的妇女劳动纪律差，没到下班时间会突然就走，干活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而且还不能用城市企业管理的办法约束她们，她们会把对她们的管理理解成“看不起人”，如果被扣、被罚了钱就可能赌气不来了，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的妇女。在我们调查的时段，企业刚刚扭亏为盈，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这个“车间”在村里“扎了根”。经理告诉我们，这些妇女不但是劳动力，也是家里的媳妇、孩子的母亲，她们不外出务工，当然是以家务为重。所以扶贫车间的工作要与她们的状态相适应，时间上要灵活，管理上要给她们留“面子”，而作为回报，她们就会为企业考虑。

古嘉村的案例展现了产业发展中国家与农民的“对接”过程。在香菇种植中，把经营环节留给了家庭，家庭帮助解决了乡村产业中的劳动力难题；在扶贫车间里，在生产过程中把劳动力同时看成“家庭成员”，灵活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把车间变成了农民家庭的“作坊”，而农民对此的回报就是不把企业“当外人”，劳动起来更加用心。这种“对接”是以“家”为核心，以家庭伦理为支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国与家的“对接”。如果产业发展不注意“对接”，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