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11)

对于后面四类贫困现象，要做到对症下药，做到药到病除，只靠政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用心之人，越困难的类型越需要用心。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战役，其核心力量和战斗队伍是全国300多万名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以及几百万的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由驻村第一书记和其他驻村干部组成，一般一驻三年。驻村第一书记来自政府的各个层级和各个部门，除了中央机关、部委、企事业单位等直接负责的地区派驻第一书记外，省、市、县也仿照此模式派驻第一书记。全国的贫困县、贫困村都有相应的帮扶单位（邓燕华等，2020）。就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角度而言，驻村工作队处于战役的“一线”，他们实际上就是“国家”的代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

湖南省桑植县的华苑村是我们在2018年调查过的村庄。这个村庄地处高寒山区，耕地面积少，交通不便，贫困发生率27%。这个村的脱贫除了依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之外，发展的是以政府补贴为主的散户经营产业，包括优质稻、大棚蔬菜、水果和养殖业，类似于“菜单式扶贫”。这个村的对口帮扶单位是张家界市委办公室，市委办53名干部对华苑村63户贫困户展开结对帮扶，这些干部被要求每个月至少要到贫困户家访问一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生活方面的困难。

这种“结对帮扶”是脱贫攻坚中的一种常见的帮扶形式，也很有代表性。这种帮扶确有“形式主义”之嫌，因为“结对”是官方指派，“家访”又是硬性要求，其中不乏送钱、送物的“应付”举动。但是在华苑村的脱贫实践中，村民讲了许多这种“结对帮扶”的事迹，我们将其称为“关系帮扶”。

“关系帮扶”是指帮扶干部与农民认识之后，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农民办事情。村里有个贫困户闫老六腿部有残疾，他的一个夙愿就是想办个残疾证。但是作为边远贫困村的村民，他完全搞不清怎么才能办成这件事。他的结对干部——市委办秘书科的李晓静带着闫老六去了市里，她最熟悉相关的情况和人事，结果跑了一天，就把残疾证办了下来，这成为闫老六津津乐道的美事。驻村工作队的队长许文强已经驻村一年半，他的女儿第二年要高考，所以他一直要求调回，但是得不到批准，对此颇有牢骚。但是我们从村民的访谈中了解到，许文强是一名优秀的帮扶干部。他的两户帮扶对象：一户是一位孤寡老人，他耐心地帮老人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另外一户户主叫张大进，42岁，腿部残疾，妻子在镇上租房子陪两个孩子读书，男孩17岁，女孩12岁且患有紫癜性肾炎，家庭负担沉重。许文强不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给女孩找医院和医生，还利用社会关系帮助孩子母亲在镇上找活干，为这一家带来生活的希望。用许文强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愿不愿意驻村是一回事，但是帮扶是另一回事。他强调说，无论是谁，看到那个“紫癜女孩”和她家里的样子时，都会动“真心”，所以帮扶是“真心帮扶”。

许文强的话道出了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深沉细微的人心基础。在调研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驻村工作队和贫困户都在走形式应付对方或者应付上级的检查，但这不能代表脱贫攻坚战的本意和本质。一个帮扶队员的“真心”基于恻隐，人皆有之，与他应付上级并不矛盾。关键是脱贫攻坚的政策和实践给了这种恻隐之心以发扬光大的机会。这种“真心”，动于俄顷，辨于针芥，但是蕴含的力量却如同大江大河，浩浩不可阻挡。

四、余论：“家国一体”与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中展现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既非剥夺与抗争的关系，亦非博弈与互动的关系，甚至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扶持”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将政府行为理解为“扶持之手”的观点，本质上仍然是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扶持是为了长远的收益，如对地方政府“放水养鱼”“养鸡下蛋”的行为分析。但脱贫攻坚针对最贫穷弱势的农民群体的所作所为，显然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和解释。我们在持续的实地调研中逐渐感受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深层意涵。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本地产业的培育过程中，还是在激发内生动力、建设乡风文明的过程中，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并没有以“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和效率逻辑去荡平村庄原来的社会结构，而是小心翼翼地与农民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接”。就生产而言，无论是高投入、组织化的规模产业，还是多种类、小补贴的“菜单式”扶贫，农民始终是经营的主体，家庭始终是经营的单位；就生活而言，无论是母老子幼、病残满屋的大家庭，还是妻离子散、鳏寡孤独的小家庭，帮扶干部总是以家人的姿态出现，帮助农民点燃的是家庭生活的希望之火。这一定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运行逻辑的产物，而是更具备历史和社会的必然性。如果我们非要把国家和农民看作不同的利益主体的话，那么这两个利益主体能够成功“对接”，也是中国家庭本位、伦理本位的社会文化起作用的结果。或者说，“家”提供了国家和农民“对接”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