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7)

湖南省江华县的野竹村是226户1016人的村庄。这个村庄位于大山北麓，属于喀斯特地貌，地表水匮乏，人均耕地1亩。2014年的贫困发生率为33%。我们在2018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调查过这个村庄，2020年调查时该村已完全脱贫。与大部分贫困村相似，基础设施和外出务工在脱贫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全村463个劳动力中就有约300人外出务工，这也造成了留村劳动力的稀缺。改善野竹村状况的另外一大因素是政府的招商引资。2016年，一位外来的企业家集中流转本村1700多亩土地，建起了一个水蜜桃种植园。这个种植园是集中经营模式，投资、技术、生产、销售都是企业化管理，主要雇用本村和邻近村庄的劳动力进行生产。据企业老板估算，每年种植园用工在1.2万到1.4万个，每个工70元。这样粗算下来，村里剩余的100多个劳动力平均会有超过5000元的人均收入。企业老板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带动脱贫方面的荣誉。但是，我们在更加深入的调查之后发现，问题并不像算账这么简单。

2018年是桃树的首次挂果年。按照投资时的估计，每斤桃子售价约6元，首次挂果可产60万斤左右，300多万元的收入能够补偿前三年近1000万元投入的三分之一。但是实际上最终只以每斤2元的价格售出了不到30万斤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桃子成熟后发生了连续不断、难以制止的盗采现象。据说是周围村庄的村民所为，而且都是夜里来偷，监管成本很高。除了盗采，企业老板的另一个苦恼是劳动力问题。一是劳动力组织困难。村里的劳动力本来就少，多为老人妇女，这些人劳动纪律和时间观念很差，中间“说走就走”“说不干就不干”。二是劳动监督困难。桃园的劳动主要是除草、施肥、浇水、打药、剪枝、套袋和采摘，其中剪枝是既需要技术又需要用心的活。虽然进行了培训，但是农民剪枝并不认真，剪得慢的磨洋工，剪得快的又把好枝剪掉。对此并没有好办法，不但不能解雇他们，甚至还不能“得罪”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是本地成本较低的劳动力。

野竹村和古嘉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相反相成地说明了劳动力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包括劳动力数量少、质量不好、组织难、监督难，这与以前发展乡村产业是为剩余劳动力找出路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脱贫实践中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方式才体现出新时期、新情况下鲜明的中国特色。

乡村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但比城市产业具有更强的季节性和波动性。作为人多地少、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状态的中国农村，农民发展出“半工半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乡村产业的这种特点密切相关（黄宗智，2020）。如野竹村的水蜜桃种植园，每年的1万多个用工在时间上分布是极不均匀的，大部分用工都属于“短工”性质。在农业监督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短工”的组织尤为困难。这就是大部分追求规模或追求生产环节统一化的种养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反过来看，乡村产业之所以维持在以家庭经营和合作经营为主的状态，是由于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与此相配合的社会关系结构，学者们将此称为产业的“社会基础”（朱启臻，2018；付伟，2019）。国家资金和企业资本下乡面对的并不是原子化的劳动力，而是生产和生活都以家庭为中心的留守农民。企业资本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试图以城市产业和规模经济的管理方式来改造乡村产业的努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国家以扶贫为目的，尤其是以那些留守的贫困农户为对象，引导企业资本经营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而将中游的生产环节留给农民进行家庭经营。我们看到，国家不是挟资本之力，通过夷平农村既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来发展“现代”产业，而是以家庭经营为核心来与农民小心翼翼地“对接”。这种“小心翼翼”是家国关系的最好体现：一方面，最强势的国家面对最弱势的贫穷小农，其基本的态度是“视民如伤”而不是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国家力量必须尊重农村深厚的“社会基础”，否则也会碰壁受阻。

产业扶贫发展出了许多国家与农民的互动与合作的形式。上述两个例子是两类，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还有另外的许多形式，如“合作社主导型”“能人带动型”“散户补贴型”，等等。这些形式显示出脱贫攻坚中产业发展的“因地制宜”性质，但是其成功的形态大都是以农户家庭经营为核心，国家和社会力量处理资本、技术、市场等产业链上下端农民无能为力的环节。其中特别能体现国家和农民这种关系的是政府补贴下的散户经营型。这种类型变化多端，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生力村是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