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绘制中华民族“体质地图”,“乡野教授”一路寻到雪山尽头

▲2018年，郑连斌（左）教授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进行水族体质测量。受访者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元旭、白佳丽、张建新

　　“你见过现在还穿明朝服饰的‘屯堡人’吗？”

　　“你知道汉族人成年后，年龄越大耳朵和脸越长吗？”

　　“你听说过西南边陲生活着一个只有600多人的‘莽人’族群吗？”

　　“你知道历史名著里‘身长八尺’‘垂手过膝’‘面如重枣’的真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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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生僻”问题的答案，就藏在一位七旬教授40年跋山涉水的乡野调查中。

　　学生眼中的他，很“神”——

　　“他看一眼，就大概能判断出是什么民族。”

　　“公安局都打电话来，希望他协助辨认一名犯罪嫌疑人来自哪里！”

　　同事眼中的他，很“拼”——

　　“年近七十，还翻越5000多米的雪山，跑到喜马拉雅山深处，做夏尔巴人调查。”

　　“就为了顺利采集数据，酒量不大的他，在少数民族村寨大碗大碗喝酒。身为教授的他，因为在城市摆摊测量，几次被当作‘江湖骗子’带走。”

　　同行眼中的他，很“倔”——

　　“研究这个，很难发表影响因子高的论文，同行纷纷离开，但他却坐得住冷板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曾经只有8000元研究经费，他一分掰成两半花，硬是撑了好几年，跑遍了内蒙古各盟市。”

　　家人眼中的他，很“抠”——

　　“为了省钱，他住过5元一晚的小旅馆，还搭过马车、拖拉机。”

　　“一套衣服一穿好多年，一个背包早已破旧不堪，就是不舍得换。”

　　他就是郑连斌，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我国顶尖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

　　有人这样评价他的工作——“从来没有中国人的体质数据能够被这样全面地记录下来。在郑连斌和他团队的坚守下，中国最大的民族体质人类学数据库得以建成，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地图’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

　　他这样说他坚守的意义——“很多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对自己民族的体质研究。我们坚持研究，就是为了给中国工业、教育、卫生等行业提供数据基础，使生产设计、标准制定等更加科学。比如，摸清体质数据‘家底’后，才能知道该生产多大的帽子、制造多高的椅子，甚至如何找到凶手。”

　　跋涉30余万公里，走过22个省份，“乡野学者”一步步揭开民族“密码” 

　　为了这部中华民族的“体质地图”，他从最北端到最南端，从最东端到最西端，山水迢迢走过30余万公里、走遍22个省份，用大半生记录下中国39个民族的6万份、400多万个身体体质数据，并将这一串串神奇的数字排列组合，“翻译”出中华民族基因与生活写下的“密码”。

　　如今，72岁的他，脚步仍在继续……

　　在不久前举行的2020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郑连斌荣获2020年“人类学终身成就奖”。

　　殊荣被摆在工作室的一角。绝大多数时间，这里却见不到他的身影。他的“工作室”，在雪域高原，在西南边陲，在苍茫草原，在荒凉戈壁……

　　年少的学生每次在校园中，偶遇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教授时，总希望听他讲讲那些奇妙的故事。

　　郑连斌从事的是中华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从1981年写作本科毕业论文算起，已有近40年之久。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到天津师范大学，他的科研生涯被“趣事”串起。

　　“人类体质学都研究啥？是跟体检一样吗？”

　　总会遇到这样的疑问，郑连斌每次都耐心地解释：“简单说，就是要用国际学术界统一承认的马丁尺、弯角规、直角规等工具，对人体80多项详细指标进行观察、测量、统计，比如上红唇高、环手指长、鼻翼宽度、月经初潮年龄、手肘到地面的垂直高度等。”

　　“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跟着郑教授，奇怪的知识总在增加。”学生们说。

　　“未识别民族”的研究，是他科研“长征”中的“高光”。

　　中国人身份证上的民族，是否只有56种答案？郑连斌说，不是。

　　“很少有人知道，大约有64万中国人的身份证上，未明确标注民族。他们往往住在偏远地区，几乎与世隔绝，像西南边境地区的‘莽人’，仅有600余人，过去他们居住的4个村子中，有3个连路都不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应该留下自己的体质‘脚印’。”他解释说。

　　对于这些“未识别民族”的研究，郑连斌费尽心力。

　　藏在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夏尔巴人，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