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振兴行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简称《种子法》）修改决定。这是种子法自2000年颁布以来的第四次修改。在种业振兴开局之年，此次《种子法》修改的背景和重点内容有哪些？为此，记者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

为促进种业创新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万建民表示，修改《种子法》是新形势下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着眼未来发展需求，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种业自主创新、做到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一是党中央有明确要求。党中央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今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把修改《种子法》列为重点任务，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多种手段，推行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对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等突出问题要重拳出击，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二是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有紧迫需要。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将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从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层次，为保护育种者合法权益、促进种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我国种业原始创新动力不足，审定品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亟需对种子法进行修改，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用制度导向激发原始创新活力。

三是国际上有可借鉴做法。目前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78个成员中，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巴西等69个成员已经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在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扩大保护范围和保护环节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做法，为我国《种子法》修改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重点聚焦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公平公正、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离不开法律的健全完善，《种子法》修改工作广受社会关注。那么，此番《种子法》修改的重点内容有哪些？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杨雄年介绍，此次修法重点是聚焦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扩大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修改后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扩大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以及为实施上述行为的储存。

第二，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九十条提出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明确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定义，规定了实质性派生品种以商业为目的利用时，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

第三，完善侵权处罚赔偿和行政处罚制度。为提高对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的威慑力，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上限由三倍提高到五倍；将法定赔偿额的上限由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行为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

此外，为进一步鼓励育种创新，《种子法》第一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提出，加强种业科学技术研究，重点收集珍稀、濒危、特有资源和特色地方品种，开展主要粮食作物、重要经济作物育种攻关，保障育种科研设施用地合理需求等。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种子法》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进一步简化了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或者与境外机构、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以及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审批手续。为加强种子检验检疫，第七十六条对种子生产特别是果树种苗生产检验、检疫的管理明确了法律责任。

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记者了解到，《种子法》修改的一大重要制度突破就是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简单地说，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就是对原始品种进行简单修饰后育成的衍生品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菊丹介绍，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针对利用生物技术改造他人授权品种的情况，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目的是建立原始品种权人与派生品种权人的利益分享机制，鼓励育种原始创新，减少模仿修饰。

李菊丹认为，实施该制度意义重大，时机成熟，条件具备：

一是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种业根基的制度安排。当前，粮食安全这根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绷得更紧，保障种源自主可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迫切需要从战略上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做出制度性安排，用法律制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