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

顺应大数据智能化变革新趋势，注重发挥数字化全面赋能乡村建设作用。数字经济将数据要素转化为数据产品并赋予使用价值，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政务相结合，改造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乡村人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通信设施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信息组织体系和技术依托网络，并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现代化农业迈入信息化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形态，农村电商、直播带货、流量经济等新业态活力迸发，无人机、数字化监测系统等工具日益成为农民手中的“新农具”。实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必须抢抓数字化变革重大机遇，以数字化创新发展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生态环保治理相互融合发展。从顶层谋划数字乡村建设，组织实施乡村数字新基建项目，推动巩固脱贫、农资监管、农产品流通、集体经济监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鼓励探索农业生产智能转型、乡村经营链上增值、乡村治理智慧创新等新模式，撬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各领域系统性重塑。

顺应农村全面实现脱贫新变化，注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大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为减缓贫困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制度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温饱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精准扶贫事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对贫困问题作出了符合当下实际的科学判断，提出了扶贫开发重要思想，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更好满足乡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乡村之间以及乡村内部差距。注重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做大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支持财政资金以股权方式注入，引导和鼓励农户以农地、农房、农园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股份合作经营或资产托管服务，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模式，推进零散资源要素的有机整合，实现村内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和集约化利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顺应农村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注重推动乡村文化传承保护与挖掘利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物质水平是文化变化、创新以及发展的基础，随着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乡村群众对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迫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实施在农村扫除文盲、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农家书屋和农村电影放映等工程，农村落后文化事业得以快速发展并取得积极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乡风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为建设农业强国注入精神力量。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不仅美在外形还要铸魂提质。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抓手、平台和载体，尊重乡村历史文化传统、尊重乡村自然生态资源、尊重村民生活民俗传承，保护好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重新认识和挖掘乡村价值，激发乡土文化资源，继承发扬优秀乡村文化，创造更具有时代生命力的乡村文化。

顺应乡村社会结构变化新挑战，注重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农民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通过完善基层组织功能以及发挥农民主体地位，能够为广大农村、农民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从而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乡村管理模式，我国乡村形成了“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的方式，实现了党组织在乡村的全覆盖，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催生出党领导下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形态与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用更加突出，不少地区通过党员志愿服务驿站、家风广场、“群众说事”等新形式，有效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必须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协同发力、系统推进，不断创新治理理念、方式和手段。紧紧抓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把党支部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心骨”，把党员作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调动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打造具备适应和引领现代化能力的新时代变革型组织，支持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推广“志愿者＋信用赋分”、基层权责清单、“三治结合”等治理新模式，实现乡村社会之“和”、农民精神之“美”。